毛泽东写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塑造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中国道路。《实践论》 《矛盾论》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劳作和哲学创造，而且也是世界哲学史，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道具有中国式实践哲学特色的独特理论景观。[1]毛泽东的革命和哲学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且它同样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2]。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领袖，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性伟人，当然可以从世界、历史、人生，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角度探讨其原因，但有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因素我们永远必须谨记，那就是，毛泽东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理论智慧，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论》 《矛盾论》这两篇永远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经典哲学篇章。

《实践论》《矛盾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实践论》 《矛盾论》作为贯通古今中外的经典哲学著作，诞生在陕北黄土高原那片贫瘠、荒凉而又落后的土地上，诞生在戎马倥偬、枪林弹雨的战争与革命的艰难岁月中，不能不说是世界哲学史上难以想象的一个思想奇迹。但是，正是因为它的这一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革命的理论特性和实践品格，它才为中国共产党人一

提供了如何解答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才深刻而有力地铸就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构架了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我们揭开了现代中国的革命之所以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哲学秘密。

《实践论》《 矛盾论》虽然写作在黄土高坡延安窑洞那晦暗不明的灯光下，讲演在抗日军政大学那简陋异常的校舍中，但正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中国生活实践的土壤[3]，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切的理论渴望和实践需求，它才能够像“普照的光”一样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世界，洒遍了现代中国革命的辽阔大地，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灵魂和哲学旗帜，从而结束和改变了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被外来列强肆意凭陵的屈辱命运，提供和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也因此革新塑造了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最终影响和重塑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和发展面貌[4]，为现代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哲学贡献。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思想工具，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变革。在由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有机构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实事求是无疑构成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先决条件，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命题，经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创造性阐释而转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思想内涵、深刻历史内容和鲜明时代特点的科学的哲学论断，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具有世界眼光又立足中国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线。在反对、批判和破除党内各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潮，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创建这一思想路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的思想杰作，对思想路线做了多方面多维度的阐释和发挥，《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些思想杰作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作。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创造性地阐释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则，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一个哲学逻辑，提供了一个理论形态，开辟了一条思想道路。《实践论》《 矛盾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独特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就在于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之所以可能的一个哲学秘密：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问题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历史性飞跃之哲学秘密的合理回答，需要有一个能够对它进行有力阐明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而这个解二

释框架和哲学范式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和实践进程之外寻找，因为它就扎根于、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6] 创制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个充满着巨大生命张力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绘就现代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理论图式和哲学模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得失成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或实质，是如何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否沿着合理、健康和正确的道路前进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之得到解决，不是教条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不是机械地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那遥远空间的外部指令，它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土地与中国革命实际，同时又合理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哲学智慧和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深厚历史意识，同时又具有博大包容胸襟的民族。浸润着这一深厚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又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眼光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善于总结中国悠久历史经验和近现代中国革命逻辑、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并用它指导现在、谋划未来的思想大师和革命领袖。这个历史经验就是中国的深厚历史传统和复杂基本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7]，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的成功实践，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解放运动；这个外来的先进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国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理论和哲学，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一切国家的、当时能够加以汲取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的进步思想和精神成就。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战乱频仍、戎马倥偬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仍然高度重视并历时一年主导起草了在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把自身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包括历史教训）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一个经典案例。

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因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国内外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枪林弹雨中，在形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中依然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精深研究，不仅反复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还广泛搜集、涉猎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同时他那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和语言驾轻就熟地运用的天才般的能力和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准备、提供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前提、理论资料和语言资源。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事伟大的哲学创造、创制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中国化？如何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一个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一个急迫的、根本性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毛泽东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8]，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为“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9] 毛泽东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终于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正确道路，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哲学论证，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学论断，并以极其鲜明、科学严谨的理论态度和哲学语调，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0]，从而在哲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同时也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历程和历史飞跃，提供了一个依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

毛泽东思想是培育和武装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工具和精神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之所以战无不胜、无可匹敌的核心价值观、思想秘密和精神武器。这是我们解读“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命题的答案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思想事件的产生，以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获得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划时代、破天荒般的创制，从哲学的解释框架和解释范式上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阐释和发挥的，坚持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之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从哲学上论证和阐明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哲学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的最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创造。这一重大的哲学创造所铸就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成就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就了现代中国主权国家的建立这一世界历史性的重大事件。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加以阐明和回答，我们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大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在同主观主义之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理论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尖锐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把本来应当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的严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早年时期和幼年时期，这种错误思想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回应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哲学理论框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为毛泽东加以创造性发挥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从上述这一历史背景和实践背景出发，来认识、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国人民迎接内忧外患的严重挑战、挺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的哲学创造和理论创新，是出现在20 世纪东方历史地平线上的一次辉煌壮丽的思想日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历史意义，是通过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自己的活的灵魂，通过阐释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提供作为矛盾问题之精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哲学解释框架，破解了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进行的巨大、深刻而艰难的理论任务和历史课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无坚不摧的哲学武器，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哲学范式和辩证思维方式，从而为断然拒绝“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危害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上培育、提高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革命能力，从而为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一百多年来空前未有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真正跨入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为建设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创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前提。

毛泽东的哲学观念和实践智慧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灵魂，成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方列强、国内敌人强力威逼的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中，依然从容应对、胜利前行的制胜法宝。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通过深刻揭示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科学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秘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视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着重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作为矛盾特殊性之表现形式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转化的基本规律，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把握和总结，并由此深入论证和清晰界定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找到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道路。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当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之能获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自己执政地位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之能够成功地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的理论前提。

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事物的“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矛盾法则和哲学智慧，不仅深刻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何以诞生的哲学逻辑和理论秘密，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和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变革何以可能的秘密、方法和机制，历史地、先行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哲学范式。

1.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经由邓小平卓越的政治发挥和思想创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由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转换成了当代中国变革的哲学逻辑。

邓小平为什么第三次复出后一再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什么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为什么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并把它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高瞻远瞩地意识到它的思想解放的深远历史意义？为什么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为什么一再强调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为什么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所有这一切关乎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合理答案，三

我们都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中才有可能找到。

邓小平在1977 年第三次复出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思想路线和实践观念上来讲，是我们党内自1957 年以来就存在的、在十年“**”中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逻辑和理论框架。我们有理由认为，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深刻思想智慧作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经典、重大、著名论断的哲学基础，就是来源于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

这里的“社会主义”，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的“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同时必须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地，适合中国国情，传承中国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民族特性，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倾听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客观要求，而不是机械盲目地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理论和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原则，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的理论观念和哲学智慧，已经作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自然而然地奠基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了。

邓小平断然否定“**”的错误路线，以伟大政治家的战略勇气重新确立并发展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醒而果断地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伟大战略转移的历史性决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统一的实践哲学，科学地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深远的重大科学论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具有巨大开放性而拒绝了独断性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深刻洞察并科学阐明了当代世界从“战争与革命”

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在世界大地上率先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主导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冷战思维方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历史性地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断然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而不能相互借鉴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力打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普遍交往的理论通道和实践通道。邓小平理论因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变革历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革新，破解了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党人执政史上的“世纪性难题”，从而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同时也更在实践形态上，历史性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在21 世纪何以复兴的基本秘密。这是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创造性地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开辟改革开放全新之路的卓越范例，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经典篇章。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一直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都强烈地提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破除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重新获得既能够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而又善于对外开放、合理借鉴的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邓小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88 岁高龄之时仍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视察中华大地并发表南方谈话，深刻批判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的非社会制度的属性，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 的著名论断，目的都在于断然拒绝、否定和排除“左”倾教条主义可能带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批判性地超越前人，从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秘密和理论秘密所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新的卓越的执政能力和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的深层理论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之能够顺乎世界潮流、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取得而且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创制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毛泽东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的辩证法和基本原则，与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框架，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邓小平开辟和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江泽民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什么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什么作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什么提出并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意义深远的重大治国理念？为什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重写入宪法？为什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再强调“文明的多样性”？

所有这些问题的哲学背景和理论基础，同样只有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中，才能够得到合理和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贡献，有两个方面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是在邓小平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由此提出并确立了实践市场经济的系统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二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意义深远的现代治国方略，并由此提出并在宪法中写入了“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极其重大的现代政治理念和基本法治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的重大成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顺应当代世界走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时代潮流，一方面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地，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哲学的辩证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科学地回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新的现实的要求，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和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排除了各种干扰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前进的“左”倾、右倾教条主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邓小平“三步走”

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了进一步系统的理论分析、战略规划和策略设计，全面勾画了建设这一历史性目标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科学理论，开创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对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性转变，在世纪之交续写出新的篇章。

3.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化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胡锦涛为什么一再强调求真务实，并提出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为什么提出保护合法的私人产权并写入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物权法这一里程碑式的杰作？为什么坚定不移地断然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为什么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不折腾”，反复强调必须走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之路？为什么在世界舞台上庄重而严肃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大政治主张？

所有这些问题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前提，同样只有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法则中，才能够得到历史的和有说服力的回答。

不始终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就做不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作出新的重大理论创新；不始终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就做不到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实际，破除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

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毛泽东破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之谜的哲学逻辑和理论智慧，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变革历程的伟大的哲学工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这一哲学工具，科学判断和理性倾听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认真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相结合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人类和谐世界，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上对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胡锦涛强调指出，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把这一关键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首要的基本经验。这个首要的基本经验说明，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普遍套用的教条，如果不深入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变化的实践，如果不坚持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如果不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相互关系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个“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作为哲学工具，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论与和谐社会论就不可能产生。

胡锦涛基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法宝的重要论断，成为推进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中国土地上所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崭新篇章，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之路上所树立的新的里程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占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框架中，并以独特的中国式智慧倡导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宣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宏伟历史抱负，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民族勇于担当人类的和平使者与发展责任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博大胸襟。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创新和突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下，合乎逻辑地提出保护合法的私人产权并写入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法治文明的重大成果——物权法。

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之一，是对马克思“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3] 这一资本逻辑的哲学智慧和列宁利用资本的谆谆告诫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和实践重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14] 苏东剧变使得列宁的担忧和预言成为悲剧性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这一重大挫折，历史性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论断和辩证智慧是多么深刻有力；同样也历史性地证明了，列宁关于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智慧和发展战略是多么高瞻远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私有产权的法律性概念。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中，资本逻辑与财产权逻辑必然产生、形成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中系统地表达财产权这一重大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的根本途径之一。索托认为，财产权表述是创造出充足资本的根本原因，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具备这种表述体系”，“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15]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总结历史，直面现实，开拓未来，进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在中国大地确立现代意义上财产权表述体系，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法律空间，从而开辟了一个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的、创造社会财富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实践空间。

中国共产党关于财产权问题的修宪，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杰作。物权法开启了中国民法典的伟大序篇，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变革历程中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意义深远而重大。它使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法律的普遍性形式加以确认，为确立资本与财产权的深刻逻辑关联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为确立系统化的所有权表达制度作出了关键性突破，表明中国的市场改革已奠立在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

胡锦涛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产权利的物权观念”[16]，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推进法治文明的庄严宣示。中国物权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既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与时俱进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逻辑进行了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所提供的开放性空间中，财产权意识空前觉醒的一个时代标志。[17]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问题新挑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针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根本要求，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作出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回答。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之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成熟、理性、坚强的时代标志。胡锦涛一再强调我们党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为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刻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科学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思路和政策机制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的又一次重大跃迁。

建设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所提出的重大政治主张。胡锦涛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观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有机统一，逐步形成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和重大发展战略，极大地拓展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的哲学内涵和理论内容。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为在当代世界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理性对话、平等合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和民族认同上的分歧、对立和冲突，强调国际社会应当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宽广的政治胸襟和明智的政治战略，建立特殊形式的有效的沟通、对话渠道，以消除由于价值观、传统认同和利益分配等等的对立而造成的严重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中国政府倡导的共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哲学，是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孜孜以求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传统价值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表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普遍交往观、世界文学观的发展了的当代阐释，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伟大的民族传统创造性结合的当代形态。

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

（1）习近平是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典范习近平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观察、认识和处理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重大意义，一再谆谆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和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和能力。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要求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要求我们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础。习近平立足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举措。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强调要坚持主题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针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新形势，强调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全局和局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关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关系。习近平的这一系列论述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对我们党指导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南。

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他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

习近平鲜明地提出了检验工作的实践标准、人民标准和历史标准，对我们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法则，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习近平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要求我们以全局的视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是习近平观察思考中国和世界问题始终秉持的立场和角度。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有利的战略抉择。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静止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既统领全局又突破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高超领导艺术。

（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远航

习近平创造性地坚持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在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既高度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大胆地、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即立足中国大地和文化传统，以高远的战略眼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刻的实践智慧，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主张和战略部署，在实践上推进和落实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

习近平既立足中国大地和中国国情，又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深刻把握世界历史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外交主张，对推进、实现和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意义。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之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辩证法则，所提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到全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变革逻辑的必然产物。深刻认识“四个全面”的关系，深入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全面性、辩证性和统一性，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长久意义的重大战略方针。

“四个全面”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以宏观的总体视野，立足世情、国情和党情，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新问题和新特征，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为统一整体必须协调推进。而如何做到协调推进，这里就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经典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推进这一重大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习近平强调，“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这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内容，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习近平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这一阐述，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深刻揭示。我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的大国，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方面各领域的情况差异巨大，需要处理和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复杂众多，因此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的统一，通过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带动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解决。

既要有全局观念和整体眼光，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因此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才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习近平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深刻倾听中国和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的时代呼声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关于发展问题的意义深远的五大发展理念，实现我们党关于发展理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在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的理论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指导方针，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重大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巨大勇气，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反复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理论上，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主张，形成了一个包括一条主线、一个梦想、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多点发力、重点突破、纵深推进，在内政和外交两大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六大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全面把握世界经济政治总体格局，又善于分析世界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世界政治理念和“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展示了高超的中国智慧、提出了自信的中国方案、采取了有力的中国行动。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崭新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充分显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巨大威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变革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的辩证发展历程。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底蕴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革历程的核心原则与内在灵魂，并由此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

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之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哲学，为我们探讨、研究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历史经验，全面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方位、实践基础、理论主题、时代意义，深入揭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次重大创新所由发生的深层的哲学逻辑和理论结构，并由此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深化和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意义，提供了一个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

《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主要贡献

自1921 年成立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叶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有时甚至严重到几乎断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地步。造成这些重大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

《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清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是毛泽东写作和讲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37 年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序幕，而且使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生活更添艰辛，整个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前途晦暗不明。就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延安领导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四

现实和前途。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革命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结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世界。他用刚遒洒脱、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就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篇章，这就是两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8]《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著作，分别写于1937 年的7 月和8 月。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19]《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

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1] 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2]《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其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知道“唯书”“唯外”“唯上”，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